中华农耕文明的基因特质
全国农业展览馆（中国农业博物馆） 刘子忠
习近平总书记强调，中华文明根植于农耕文明。从中国特色的农事节气，到大道自然、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；从各具特色的宅院村落，到巧夺天工的农业景观；从乡土气息的节庆活动，到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；从耕读传家、父慈子孝的祖传家训，到邻里守望、诚信重礼的乡风民俗，等等，都是中华文化的鲜明标签，都承载着华夏文明生生不息的基因密码，彰显着中华民族的思想智慧和精神追求。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耕文明的重要论述，联系中国历史和中国农业历史的发展历程，笔者试从五个方面来认识中华农耕文明的基因特质。
一、开放包容、多元融合的共生理念
以阶级形成、国家出现为标志，中华农耕文明有5000多年历史，文明的版图经历了由小到大，连点成面，由河谷平原向山地丘陵、草原沼泽不断扩展的过程。目前发现较早的河洛地区双槐树遗址，大约活跃在5300年前。到夏商周时期，农耕文明已经覆盖黄河长江的中下游地区，以诸侯国为代表的各个农耕区域，在经济政治上是相互独立的，尽管互有争战、割疆划土甚至相互吞并，但大多时候劳动者是共生共存的。诸侯林立在一定时期保障和促进了各地农耕生产的独立发展，然而“小国寡民”的局限性很快突出出来，空间、人口的不足难以跟上生产力进步的需求。秦帝国二世而亡，汉帝国接踵而起，多元融合的大一统趋势不可逆转。文景之治、汉武开疆顺应了农耕生产力内在的发展规律，西汉元始二年（公元2年），户籍人口达到5900万，东西南北中融于一体的中华农耕文明展现出蓬勃生机。
不同时期生活在北方的游牧部族，是农耕地区稳定发展的巨大威胁，同时也给农耕文明源源不断注入新的活力。匈奴人内迁，促进了农牧业的融合发展，加快了西北地区开发。鲜卑人在平城定都建立北魏王朝，大力推进汉化，有学者评价平城时代是通往“盛唐的驿站”。蒙古人横扫欧亚，元帝国结束宋辽金南北对峙，推行行省制度，极大开拓了农耕文明发展空间。女真人入关建立清朝，摊丁入亩，改土归流，鼓励和推广农耕，到清末户籍人口超过4亿，是明朝鼎盛时期的两倍多。以农耕生产为主体，各民族经济文化联系日益紧密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根基更加扎实。
中华农耕文明积极吸收世界各地文明成果，也不断向世界传播先进农耕经验。中国是世界栽培稻的起源中心之一。稻作技术大约在3000多年前（商末周初）北传朝鲜、日本，南传越南；2000多年前（汉代）传至菲律宾；1500多年前（南北朝）传到伊朗等西亚地区。中国茶籽、茶树和种茶技术大约在1000多年前（唐宋时期）传入日本、朝鲜；500多年前（明朝）传入阿拉伯地区；300多年前（清朝）进入欧洲。中国的黍、粟、大豆、蚕桑、桃、梨、杏等作物品种通过中亚传向欧洲、非洲。随着张骞出使西域，苜蓿、核桃、黄瓜、大蒜、胡萝卜、芝麻等作物品种通过丝绸之路相继引入中国。明清时期，来自美洲的玉米、番薯、马铃薯、南瓜等高产作物极大提高了食物供给能力，优化了中国人的食物结构。保持与世界的开放交流，是中华农耕文明发展进步的重要引擎。
二、精耕细作、务实创新的进取品格
自古以来，中华农耕文明开拓进取的精神从未止步，精耕细作的传统源远流长，内涵式发展特点尤为鲜明。
从刀耕、耜耕到锄耕、犁耕，从木石材质到铜铁材质，耕种工具日益革新，劳动效率不断迈上新台阶。畜力的加入，使犁耕的劳作效率达到锄耕的10倍以上。耕作方式从两三人组合、刨地翻土的协田耦耕，到人牛组合、翻刨疏松磨碎环环递进的耕耙耱成套旱作技术，耕作效率和抗旱保墒水平都不断提高。南方稻作地区因地制宜，发展出耕耙耖技术体系，耖取代耱，曲辕犁取代直辕犁，劳动效率和粮食单产显著提升，在国家粮食供给中的地位逐渐超过北方。
从溲种、区种到间套种，至晚到西汉时期，耕种技术精细化达到相当水平。溲种，即把沤制过的动物骨粉和粪便与种子混在一起播种，增加营养。区种，是把种子种在集中供应水分、肥料的“区”里。间套种则是在同一块土地上，同时或错时种植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作物，通过时空差让深根与浅根、早熟与晚熟、高秆与矮秆搭配，富光与耐荫、豆科与禾本科、水田作物与旱地作物交错，形成多种作物、多层次、多时序的立体交叉种植结构和巧夺天工的农业景观。
从撂荒休耕到连年种植，从单种到复种，地力培养、种植技艺日益成熟，粮食单产节节增长。早期开荒种地比较粗放，短则一年、长不过几年就会弃耕，另外开垦新的荒地。春秋战国时期，休耕田一般1～2年之后可以复耕，通过人工培肥恢复地力，部分土地可以连年种植。汉唐时期，连年种植已成常态。从唐宋开始，复种指数显著提高。北方地区二年三熟更加普及，一年二熟也有初步发展。南方双季稻栽培面积显著扩大，出现双季连作稻、双季间作稻、双季混作稻等多种形式。
三、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组织智慧
以一家一户为基本单位的个体化生产贯穿中华农耕文明的始终，是整个文明繁荣发展的经济基础。个体化生产有利于充分发挥生产者的自主积极性，在相当长一段时期能很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，但也经常面临着各自无法独立应对洪涝灾害、流域治理、外来侵略等难题。集中力量办大事，未雨绸缪防风险，充分展示了中华农耕文明的智慧。
黄河流域是中华农耕文明的主要发祥地。据文献可得的数据，2000多年里黄河下游洪灾泛滥决口高达1593次，大改道26次，印证了“三年两决口，百年一改道”之说。历朝历代投入大量人力、物力和财力治理黄河，兴修水利工程。战国时期，秦国修建郑国渠，动用10万民工耗时10年。有学者测算每年大约可以增产粮食10万吨，新供养人口20万，为秦灭六国统一天下提供了重要保障。东汉明帝时，朝廷征调数十万兵丁，由王景、王吴统率，修筑河堤渠道1000多里，保证了黄河800年不改道。隋炀帝时开凿大运河，山阳渎一段征用民工10多万，通济渠一段征用民工100多万，大运河畅通了黄河、长江两大流域粮食、物产和人员交流，到明清时期依然是连接南北的经济大动脉。
农耕生产靠天吃饭，灾荒难以避免。历代王朝举天下之力，调剂丰歉，防备灾荒。以太仓、正仓、常平仓、转运仓为主的官办粮食仓廪体制，成为国泰民安的强大后盾。始兴建于隋代的皇家粮仓——含嘉仓，储量巨大，被誉为“天下第一粮仓”。《通典·食货》记载：唐天宝八年（公元749年），官办各大粮仓总储粮12656620石，其中含嘉仓的储粮几乎占了一半。20世纪70年代，国家对含嘉仓遗址进行发掘，共发现287座粮窖，其中160号粮窖还保存着一部分粮食，专家估测该炭化谷物相当于原粮50万斤，可知含嘉仓规模之大、储粮之丰富。
四、顺天应时、遵循规律的科学意识
顺应自然变化规律和发展趋势，用以指导生产生活的科学意识和实践精神，是中华农耕文明的鲜明标识。
“二十四节气”2016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古人通过对太阳运行规律的长时间观察和记录，结合安排农事活动的需要，逐步把一年划分为二十四个节气，每月两个节气，每个节气大约十五天。距今约4300年至3900年的陶寺观象台，用十三根柱子观察记录日影变化，确定节气。西汉颁发的《太初历》，首次把二十四节气纳入国家历法。古代君王在四时八节祭祀天地日月，地方官员按照节气劝课农桑。在贵州石阡，至今还流传着官方委派“春官”走村串户“说春”的习俗，以劝春耕，祈丰收；山西稷山每年秋分举行盛大的板枣开杆节。以二十四节气为主要内容的农谚，如“清明前后，种瓜点豆”，“处暑不出头，割了喂老牛”，“白露早，寒露迟，秋分种麦正当时”，等等，遍布大江南北，流传数千年。
现存世的1300多种古农书，成书时间从春秋战国到清末，记录总结了各个时期农耕生产的技术管理经验，涉及大田作物、畜牧水产、园艺作物、耕作植保、农田水利、桑蚕生产、茶叶竹木、食品加工、荒政时令等诸多领域。汉代《氾胜之书》提出“凡耕之本，在于趣时，和土，务粪泽，早锄早获”的科学思想，北魏贾思勰《齐民要术》强调，“顺天时，量地利，则用力少而成功多，任情返道，劳而无获”。宋代《陈旉农书》提出“十二宜”，从财力、地势、耕耨、天时、六种、居处等12个方面论述农业生产要处理好的重要关系。元代官修《农桑辑要》突破物种与环境关系的“唯风土论”，不仅开启棉花的快速引进，还推动苎麻向北方推广。明代徐光启在《农政全书》中统计分析了春秋以来有史记载的100多次蝗灾发生的时间地点，总结出“夏秋之间”蝗灾为害最烈，盛发于幽涿以南、长淮以北、青兖以西、梁宋以东等“骤盈骤涸之地”，有针对性地提出灭蝗意见。为充分挖掘这些宝贵财富，更好传承保护农业文化遗产，2021年中国农业博物馆牵头的“中国古农书的搜集、整理与研究”重大课题研究获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批准。
五、耕读结合、传家继世的社会风尚
不忘农本，边读边耕，是读书人基本的生活方式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记载，“古之学者耕且养”。《三国志》记载，幽州刺史常林“带经耕锄”，蜀国名相诸葛亮曾躬耕于陇亩。隋唐时期开始科举取士。北宋时期鼓励农家子弟参加科举，并明确要求士子在本乡接受教育与应试。到南宋时期，连乡村中也遍布“私塾、乡校、学舍、文社”等教育机构。“朝为田舍郎，暮登天子堂”，与农耕生产密切联系的读书人加入治国理政、导扬风化的官绅行列，成为推动农耕文明务实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。
明道修德的官宦之家注重传承耕读之风。唐末至五代十国时期的章仔钧将耕读传家列入《章氏家训》，提出“传家两字，曰耕与读；兴家两字，曰俭与勤”。殷实的中小地主，也常常立家训或在中堂、门楣上悬挂“耕读传家久，诗书继世长”的楹联。普通农家虽然供不起子弟考功名，也会尽量让他们在农闲之际读几个月“冬塾”，会识字，能记账。耕读结合、传家继世的社会风尚，也养育了一代又一代以天下为己任、为万民谋福祉的先贤志士，在国家民族发展的重要关头力挽狂澜。
来源：《学习与研究》
